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開始擴大對外直接投資之時,東盟國家吸引到的中國投資僅占中國全部對外投資的3%,但到2012年時已提升至8%,全年投資達60億美元,2013年則達80億美元。盡管中國對東盟國家投資已呈多元化趨勢,但中國對東盟投資高潮未減,也反映出中國對能源及礦產資源的需求急速擴大。
據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報道,中國在東南亞礦業領域的投資占其在東南亞全部投資的比重,從2008年的10%上升至2012年的28%,接近中國對非洲國家礦業領域的投資比重(30%)?紤]到中國對東南亞投資額遠大于對非洲的投資額(2012年為25億美元),可以確定礦業領域已成中國對東盟國家投資的重點。
在東盟幾個資源豐富的國家,中國的直接投資更是增長迅速。如從2003年至2012年,中國對緬甸的投資額從400萬美元增至7.5億美元,對印度尼西亞的投資額從2600萬美元增至6億美元,對老撾的投資則從80萬美元增至8億美元。2007年以來,在馬來西亞的鐵礦從業者增加七倍以上,大部分來自中國。
此外,北京還于2010年宣布成立中國—東盟投資合作基金,承諾向東盟國家提供150億美元的投資貸款,并在近期主導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、海上絲綢之路基金,支持相關基礎設施投資建設。
能源開發領域競爭大于合作
報道稱,中國與東盟國家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始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。隨著近年來中國對東盟國家投資的進一步擴大,中國—東盟國家能源合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,從原來簡單的能源貿易擴展至能源資源開發及相關基礎設施建設,雙邊合作空間潛力巨大。
但從近年來的實際情況看,雙方在能源開發領域的競爭要大于合作。各國對能源資源的需求上升,導致的“能源保護主義”、“資源民族主義”是阻礙合作擴展的主要障礙。
報道認為,盡管中國與東盟國家間存在雙邊和區域能源合作的需要,但無論是中國還是東盟國家,都將確保本國利益和能源安全放于雙邊合作利益之上。例如,中國首先將能源安全看成是減少中國能源對外依賴、提升能源結構和運輸多元化的能力。北京更多地將東南亞看成是能夠提供更多天然氣、原煤資源出口的來源地,把緬甸看成能為中國能源運輸提供另一重要通道的戰略選擇。
報道稱,在不少東南亞國家看來,中國投資者急于資源開采而忽視了環境保護、當地民眾利益和社會需求。在緬甸,中國企業急功近利的大型水電項目和較差的危機管控能力,加深了當地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對中國企業的偏見和不滿,導致許多民眾認為中國企業是只顧自身商業利益的典型。
中國企業在越南中部的礬土投資項目,也引發了規模不小的社會運動和包括學術界、社會團體、民間組織在內的大辯論,最終成為越南國內政治的重要轉折點。
從東南亞國家來看,它們也遠將國家利益和國內資源安全放于雙邊合作之上。例如,出于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保護礦業者利益的考慮,印尼政府從2012年開始,限制鎳礦等自然資源的出口,并于今年初開始禁止原煤等大部分原礦產品出口。雖然這些新的出口禁令的目的在于改革國內礦產業和保護國家利益,但另一方面,不僅影響到大量進口印尼礦產品的中國企業利益,也導致原本因資金不足、運輸系統落后的印尼礦業不景氣狀況進一步惡化。
緬甸的例子同樣說明地方利益(社會和環境安全)和國家戰略利益考量遠高于雙邊合作利益。繼緬政府于2011年以國家利益、國內民族主義壓力上升為由,停止了中緬合作的密松水電站之后,內比都又于近期取消了皎漂至昆明的鐵路建設項目,理由是這一項目被認為是“弊大于利”,取消是“出于人民的意愿”。但客觀的說,減緩中國在緬甸影響力的進一步上升才是其真正原因。
另一方面,在中國建設項目不斷受阻的同時,緬甸至印度東北部的道路合作項目卻進展順利。例如,連接印度米左拉姆邦(Mizoram)至緬甸實兌港(Sittwe
Port)的鐵路運輸項目將于2015年完工。這一項目的建成,將為印度東北部打開通向孟加拉灣的運輸通道。另一印度—緬甸—泰國三邊公路走廊也將于2016年建成。這樣,印度通往東南亞的戰略構想得以確立。